【编者按】近日，《政协委员履职风采·万捷》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该文集收录了万捷委员在政协平台上参政议政、履行职责的情况和成果，是对万捷委员在政协平台履职情况的一次系统回顾，同时万捷委员的提案和媒体采访也被收纳其中。

全国政协委员、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作为我国文化产业领域的领军人物，自2008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以来，在每年的“两会”上始终关注优秀文化艺术的传承与保护。万捷委员结合行业实际和企业实践，提出系列的文化保护、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提案，并获得了财政部等国家部委的广泛关注和反馈。

雅昌承载着“传承、提升、传播艺术价值”的企业使命，努力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助力艺术家实现艺术梦想，助力艺术教育的推行和推广。雅昌一直在通过“为人民艺术服务”实现“艺术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融科技之力，传艺术之美”。

此外，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积极践行者，万捷委员还在提高环境和生态保护意识和措施等领域，提出了诸多建议。

下文为《政协委员履职风采·万捷》的自述部分：

服务人民艺术，提升大众审美

“热爱”成就梦想

1962年，我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亲爱书，家里除了书还是书。我看书，很容易看痴了，找到一本好书，钻进被窝儿里，横拿竖放，连吃饭时也一只眼看着碗一只眼盯着书，往往一本书看完了，同时也翻烂了。扎到书里就出不来的我长大了，爱逛书店，看见书就走不动道的习惯一直没变。读书的习惯，让我受益良多。读书，让人视野开阔，在思考问题时，更善于从庞杂的信息中，把握住事情发展的走向，从而也铸就了我理性的一面。

成就一番伟业的唯一途径就是热爱自己的事业。我在中学时，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热爱的事业就是做个电影导演。然而对一个中学生来说，那个时候，还不具备坚守自己理想的能力。父亲从事与印刷相关的复印技术的科研工作，觉得这个领域会有前途，于是听从父亲的建议，考进了印刷学院。在印刷学院，我一直放不下我的电影梦。印刷技师与电影导演，看似两列行驶在完全不同轨道上的列车，似乎不会有交叉点。但我一直没有放弃自己喜欢的导演之梦。只是在一个工科学校里，我这个文艺青年，又上哪儿去寻找自己热爱的事业呢？

看似偶然，但偶然中又有必然。在大三的时候，我接触到了管理课程，这让我立时来了兴趣。作为一个管理者，不仅要有想法，还要懂调度，既是策划者，又是大管家。这是一种和做导演一样，富有创造性和挑战性的工作。创意、设计、调度样样都得精通，我喜欢那种掌控全局的感觉。唯一不同的是，导演的剧本是已经写好的，而管理者的剧情，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更能挑战一个人的勇气和能力。想通了这一点，我的求学生活有了新的方向，那就是——做一个管理者。

很可惜毕竟学的不是管理专业，学校开设的课程蜻蜓点水似的太简单，我再次把希望寄托在读书上。在书店里，我找到了一本3毛6分钱的小册子，那是一本译自日本的企业管理小书，讲的是企业家的一百条守则。这本管理小册子，虽然薄，却让我如获至宝，它印证了我的想法，导演就是一个管理者，管人、管物、管钱，一部电影就是导演的一部产品。而一个企业，就是企业家的电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的一套《生产管理》，也成为我的案头书。如果说，3毛6分钱的小册子，讲的是“道”，是企业家的精神，那么这套《生产管理》，讲的就是“术”，是管理的一些实用方法，再也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枯燥的机械制图上，我重新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将来一定要当厂长，做个管理者。带着责任感生活，尝试为这个世界带来点有意义的事情。

当然，在我的学生时代，那时候无论是“导演梦”，还是“厂长梦”，看上去都很渺茫。一个人只要考上大学，就已被纳入体制内，在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同时，工作也要服从国家分配。在体制内，论资排辈还是一种强大的习惯，熬资历、熬职称，想当厂长，那将是一条漫长的煎熬之路。

然而机会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大的出版社要出版美术画册、摄影杂志这些需要高档印刷的图书，不是拿到日本就是拿到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在900多年前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然而在900年后，中国的彩印水平，似乎仍停留在作坊式印年画的水平上。无论是原材料，还是工艺设备，都落后于发达国家。

在我毕业的1984年，****南方谈话，肯定了特区发展的道路，为担心市场经济能否走得通的人吃了一颗定心丸，这也直接奠定了促成深圳成为彩色印刷重镇的基础。那时候的我，已经被分配到一家国有企业中，过上了一张报纸一杯茶、混一天是一天的日子。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此时，我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深圳。在深圳做印刷厂，能方便内地客户。而中国香港的技术、设备又基本能保证质量。这导致全国各地的客户云集深圳，像赶集似的，很多人都是提着现金来洽谈业务。那时候做印刷是暴利行业。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单业务，印废了，重印，哪怕重印三次，印刷厂还会有利润。

机缘巧合，我遇到了一位叫辻隆生的日本人。

日本是全球的印刷强国，中国许多印刷厂都从日本进口印刷设备。这些机器比较先进，怎么使用，需要日本专家的指导。1985年，辻隆生到北京一家印刷厂做技术指导，顺便为“美光”物色人才。在招聘面试中，他第一次见到了我，我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我是“一个眼睛里有光芒的年轻人”。辻隆生把我引荐给了美光。这家位于深圳八卦岭，拥有最先进印刷技术、设备、材料还有管理的合资公司给我带来了全新的感受。在这里，我开始了长达七年的潜心学习历程。

初到美光，我这个印刷专业大学生、仅有几个月印刷国企资历的年轻人被授予了课长这个初级管理岗的职位。管理岗肯定是诱人的，不过如果职务与能力不匹配，就如穿上一双很漂亮但不合脚的鞋，一开始，你可能会获得一时的虚荣，可是一旦走起路来，你就会步履维艰。虽然课长是一个不错的起点，我却推辞掉了，并推荐我的一位师傅做课长，让我有更好的学习榜样可以迅速地提升我的业务能力。我的职务升得很快，从生产调度、组长、课长、生产部长，一路上升。在我25岁时，成为美光的生产厂长，并在不到30岁时，成为中国第一家中日合资印刷企业最年轻的董事。

让自己变得卓越，才能实现梦想

作为美光重点培养的管理者，我获得了更多的培训机会，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影响的，就是企业在管理中的标准化、数据化、规范化，这也为日后雅昌的“标准化、数据化、规范化”体系的确立打下了基础。“标准化、数据化、规范化”同样可以应用到服务中，服务的每一个环节，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体验进行拆分，然后通过分析整合，就能形成一种标准、一种规范。

当一个人认定自己“活着就为改变世界”的时候，那他就更容易重新审视自己，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增强自己的能力。1991年的一天，我在工作日记中，详尽地梳理了一下自己在美光这7年来所做的各项工作，收获有哪些，教训有哪些。在细细地盘点后，对着笔记本上罗列出的7年历程，我深思了许久，最终做了个决定：离开美光。美光作为合资公司的弊病逐渐暴露，前期发展过于顺利，整个公司没有建立起一个很好的价值观，业务上升到一定阶段就很快没有了目标，没有任何创新的动力……在美光，能够看到世界上最先进设备，能够参与做世界上最好的印刷，我很享受这一段时光。

离开美光后，我开始创业，开始尝试，开启为梦想而奋斗的征程……

把青春交给了深圳

我是1980年上大学，1984年毕业，毕业一年以后深圳招聘，就来了深圳，一晃30年了。30年前，我从北京来到深圳，深圳还是一个非常令人向往、也让我们觉得有优越感的一个城市，因为我们没吃过广东菜，我们没有去过沙头角，更没出过国，到深圳以后我们觉得像出国一样。

在30年前，我们来这个地方——蛇口的时候，等于出了深圳。蛇口进深圳的时候，一般是叫进城，说我们要去深圳，来一趟蛇口是不容易的，但蛇口贴的字就是：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所以深圳30年前讲的是效率。

在20年前，15年前，深圳讲的是质量，现在开始，深圳讲的是品质，30年过去了，深圳从效率、质量、品质，一直在强调一种它自己创新的文化，作为一个企业家，我跟其他的企业家一样，我们在不断地感受深圳的这种精神，同时我们也参与建设深圳的文化。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把青春交给了深圳。

从中国走向世界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1993年，我们在香港注册公司时，在众多英文名字中，我一下子就被“artron”吸引了——艺术（art）+电子（tron）。回到深圳，我们把这个名字翻译成了“雅昌”。

90年代的深圳印刷界，低端包装印刷业务的竞争日趋激烈。1994年，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一单业务，是南京一家拍卖公司的拍卖图录。正是这本图录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拍卖图录，形象点说，就是一本以拍品图片为主的书。通常在拍卖前，拍卖公司会把所有的拍卖品印成画册，寄送给潜在的买家。在那个时候，拍卖图录，对许多印刷厂来说都是一个噩梦。

首先是因为，拍卖图录的图片多，一场拍卖有玉器、瓷器、书画，甚至还有装置艺术，对这些图片进行拍摄、修图、调色是相当烦琐的事情。

其次，拍卖图录对印刷品质的要求极高。图录中每一件拍品的价格，都达几十万上百万，你不可能拿一本劣质的小册子给人看。

拍卖图录对品质的要求高，不仅是指印刷质量高，纸张好，油墨好。一本好的拍卖图录一定要有品位，整体风格、材质、装帧，要体现出拍卖公司的实力，激发起买家潜在的购买欲望，它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正因为如此，20多年前，拍卖公司的图录都在日本、中国香港做。也正因如此，图录的品质是可对比的，内地做出来的东西，和日本、中国香港同行们曾经做过的图录放在一起，高下立见。

知道这些难点之后，我暗暗下定决心：要做别人做不了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无可替代的优势。

雅昌从做第一本拍卖图录开始，前后至少投入了将近40万元去收集世界各地的资料来做研究。我们不仅研究图录的制作，还研究不同门类的艺术品本身，力求图录能精准地还原艺术品原作的精髓。后来我们又主动承接了嘉德等公司拍卖图录的制作，在业务中反复打磨和提升，一步一步做到更好。可以说，雅昌与中国的艺术品拍卖市场是同时起步的，也由此成为国内艺术印刷领域的“首吃螃蟹者”。

在印刷技术方面，我们独创了“雅奕”和“雅映”技术，这两项专利使我们印刷出来的彩色和黑白印刷品更加鲜活，色彩更加丰富，细节更加真实。一经推出，就引发了业界的惊叹。

有位长期在日本工作的摄影师，拿到“雅映”技术印出来的书以后，高兴得差点没晕过去。这种差别，就如看高清电视与普通电视的差别一样。现在的印刷技术，只能把大自然百分之百的色域，还原到60%左右，而我们的专利技术，能让印刷色彩的还原达到70%以上。正是这种技术，让许多摄影师的作品，第一次得到了完美的还原。形象地说，就是印刷机印出来的摄影画册，打开后，就是一本高档影集。每一张图，如果裁下来放到相框里，就是一件艺术作品。

除了印刷，我们在装帧、纸张、油墨、工艺等诸多方面也都有相应的专利技术，这就使我们能够为客户提供最极致的服务。

印刷行业过去往往是被动加工，没有自己的产品。客户的订单，企业拿来就做，不考虑服务、创意，不考虑将其加工变成产品，不考虑产品具体适合哪些客户。这样的印刷企业实质上仍是生产加工型企业。而我追求的是要使雅昌变成一家服务型企业，不一定要做得很大，但一定要做得很精细，要能体现出细节的精神。我要求我们的员工全面考虑客户所在行业的市场情况，考虑怎样通过设备、技术、工艺给客户提供更好的呈现方式，帮助客户实现更好的销售、带来更好的效果、创造互赢的局面。这其实需要我们对专业领域的产品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索，同时更离不开创新。

印刷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种类多种多样，相比于其他制造业相对较集中的产品各类，印刷企业打造自己的品牌会更困难一些。我的理解是雅昌作为一家印刷企业，想要树立品牌，我们必须做好产品标准化这样的基础性工作。统观全国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标准化水平非常低，更加不用说印刷企业的标准化工作了。然而我坚信，印刷企业只有实现了产品的标准化，整个企业才有可能获得提升，才能让人记住你的企业。所以雅昌发展这二十几年来，首先抓的就是一个标准化的工作，我们每一位员工都知道，“标准化、数据化、规范化”是大家工作的基础原则。

我们有一句口号是“选择雅昌，一步到位”：一方面，我要求我们的员工是力求零差错；另外一方面，在经历了几年的沉淀后，我们为每一家拍卖公司都设计了一套标准，涵盖文字、版式、色彩、字体、字号、间距、装帧等各方面的详细参数，这样标准化的做法，在加工行业中也是首开先河的。

把员工当成财富，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是一个杰出的企业家应该具备的气质。企业只有建立激励机制，引进更好的人才，才能从基因上有所改变，实现突破。企业经营环境已经与过去不同，面对人才的稀缺、经验的缺失，企业应给人才提供更宽松的工作环境，创造更好的机会，以共同创业的方式推进企业发展。

2003年在北京雅昌，我特聘那位15年前把我引荐给美光、让我南下深圳的日本印刷专家辻隆生先生作为雅昌的顾问，指导色彩标准化的完善工作。

那年冬天，辻隆生感觉腰部不舒服。一开始，他还不以为意，但随着疼痛愈发加重，他的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何曼玲、葛侬等人迅速将辻隆生送往离酒店最近的解放军空军某医院检查。

CT扫描结果出来后，罪魁祸首是“腹内主动脉血管瘤破裂”，这是一种危险性极高的疾病。目前，全世界能做这种手术的医院也屈指可数，在日本也只有东京能做这种手术，且手术的成功率只有5%。病情十万火急，专家说，北京协和医院是这方面的权威。我当即决定，马上将辻隆生转院，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救治。

经专家组的研究讨论，制定了两套手术方案，同时20人的医疗工作组开始术前准备。第一方案是放支架做介入治疗，不用实施开腹手术，但费用较高，需要20多万；另一方案是实施开腹手术，手术费用相对较低。我毫不犹豫地要求采用第一方案，同时电话直拨日本，在得到他的家人授权后，我代表辻隆生的家属，在手术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午夜时分，辻隆生被推进手术室。这个手术危险性高，成功率低，我一直守在手术室外，心情异常沉重，直到27日凌晨2：30，手术室的门开了，实施手术的三位主任告诉大家：手术很成功！辻隆生从死亡线上被拉了回来。

从那以后，辻隆生把我当成了他的家人，真心实意为“大家庭”着想，和雅昌共同建立了色彩的标准化体系，真正做到了“标准化、数据化、规范化”。这套体系后来被各大印刷企业借鉴，成为行业内有据可循，有理可依的印刷原则。

这件事也让我反思，天有不测风云，作为一个数千人的大企业，如何最大可能保障员工的安全和利益？所以，在雅昌，除按规定给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外，我们还为全体员工购买了至少20万的意外伤害保险。2011年，雅昌又成立了“员工关爱基金”，对患病、生活困难的员工给予必要的救助。到今天，关爱基金已经发出去了上百笔，挽救了数个面临困境的家庭。

一个企业家，把员工看成公司最宝贵的财富，这是一种爱。而通过制度建立，形成立体的保障体系，把这种爱规范化，杜绝了随机性，这是一种大爱。

有所不为，专注艺术印刷的精细化

我始终坚信，专业专注，是我们打造优秀企业的法宝，也是我们事业走向成功的第一要素。雅昌自1993年创办以来，一直秉持着创新、工匠及企业家精神，在艺术领域兢兢业业、稳步发展。从传统印刷到专精于艺术印刷，从艺术印刷延伸到艺术全产业链，雅昌坚持走专业化的道路，在坚持专业中创新，通过盘点手中的资源，思考什么样的对象是自己的客户，怎样满足客户需求，专于经营自己的客户与市场，才最终实现了创新，才最终在专业的能力与服务上，体现出工匠的精神和企业家精神。

专注艺术印刷，说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除了需要在技术上不断创新、挑战自我外，我们的客户大多是艺术家、摄影师。理解艺术、理解艺术家的需求，才能与客户顺畅地交流沟通，才能更好地为客户服务。所以提高员工的艺术修养也是雅昌培训的重点。

我经常告诉我们的员工：要想为什么样的人群提供最好的服务，就要具备什么人群的思考和文化素质。要像艺术家一样对待工作，要像艺术家一样思考，为艺术家进行再次创作。

雅昌的员工多来自各大美院，他们拥有专业的美术功底和知识，很多同事本身就是艺术家。此外，我们每年都会进行各种各样的培训，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平。比如每年我都会安排几十位雅昌员工去美国、日本、欧洲等地学习先进的技术。我们举行了中国艺术史、西方艺术史的内部培训课程等等，以此来提高员工的艺术修养和管理水平。

完美的印刷，一定要认真研究艺术家原作的特色、风格、味道，才能做到形神兼备。比如某位艺术家的画，笔触扫过去总显得轻描淡写，非常素雅。可印刷出来的画册，画作的色彩反差非常大，墨色非常浓厚，画的形虽然在，但却把它的神韵给弄丢了。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重大的失误。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想尽了各种办法。比如，拍卖图录、艺术画册中，常常会涉及瓷器，为了更好地还原瓷器的质感，我去景德镇时特意买了一堆碎瓷片回来，有元代的、明代的，有青花，有粉彩。这些瓷片，都镶在镜框里挂在车间，处理图片的员工们天天看，再做瓷器的图片处理时，就极容易找到感觉。

艺术修养的培养，可不像买一台好设备那么轻而易举，它需要长期地积累。无论是在深圳、北京，还是上海，走进雅昌，就如走进了美术馆、博物馆。当然，这些艺术品不是装点门面的装饰。我相信，良好的艺术氛围，员工们耳濡目染，能渐渐提高艺术的鉴别力与欣赏能力。

“我拼我最喜欢的，我喜欢艺术，也懂艺术。”凭借对艺术的热爱与坚持，雅昌也获得了一些荣誉。

2003年，我们第一次参加美国印制大奖的评选，荣获了1枚被称为印刷界“奥斯卡”的班尼金奖。当时是我第一次领这个奖，很兴奋也很紧张。因为过度紧张，一连去了几次洗手间，同事们都很担心我错过了领奖。可几届参选下来，横扫全场大奖对雅昌来说已如探囊取物。到了2013年，我们获得的班尼金奖总数已成为全球之最，4个人一起上台领奖，都拿不完奖杯。

2004年10月，由我们公司印制的《梅兰芳藏戏曲史料图画集》一举荣膺2004年度德国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唯一金奖。在世界四大印刷中心之一香港举办的“香港印制大奖”，我们自参评以来，曾五次获得全场大奖和最佳书籍奖，并曾连续三年蝉联全场大奖和最佳书籍奖，打破了香港印制大奖的各项获奖纪录，成为20年来所有新纪录的创造者。

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奖项，雅昌都得过了。在领奖的时候，别的企业都很高兴地把奖杯放在桌子上，我的心里却很感慨，想起1997年在上海博物馆开幕的仪式上，有一位叫张宗宪的香港收藏家对我说：“如果我要印艺术画册，我一定在国外印，绝不可能在国内印。”

毕昇在北宋时就发明了活字印刷，可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作为印刷术的故乡，就印刷整体水平而言，中国一度落后于其他国家。当时内地的印刷厂的确不堪信任，且不谈色彩还原之类的指标，只要页码没有装订错误，就算合格品了。雅昌的出现，唤醒了中国人的自豪感。有位专家学者说得好：“雅昌为古代印刷术发明国家的中国重新夺回了历史性的尊严。”但是，中国的印刷业，要真正在国际上获得公认的口碑，需要所有同行，大家一起努力，上下求索，这条道路任重而道远。

此后，雅昌完成与英国出版社合作的“巨型书”《曼联》的印刷任务。

《曼联》大概是世界上有关足球的书籍中最大部头的一本了。它讲述的是世界顶级足球俱乐部曼联的百年传奇。这部巨型书，打开能铺满一张咖啡桌，但要搬动它却要费一番力气，它厚达850页，净重35公斤，相当于一位10岁左右的小朋友的重量。每本《曼联》上，不仅有独立编号，还有英国足坛名宿查尔顿爵士和曼联现任主教练弗格森的亲笔签名，全球限量发行10000册。虽然最低售价高达6000美元，却依然受到曼联球迷的争相追捧，在全球创造了近1亿美元的销售业绩。《曼联》巨型书向世人展示了雅昌高超的印刷工艺，结合书籍的内容、设计理念提供与之匹配的印制服务，与世界著名的设计大师共同将书籍打造成奢侈品、艺术品和收藏品。

由于《曼联》在世界出版界造成的“震荡”，我们又承接了多部文体界巨型书的海外订单，这包括《超级碗》《曼联》《迈克尔·杰克逊》《凯尔特人》等，雅昌由此敲开了海外高端市场的大门，让全世界见证印刷业“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进化。

一面书墙，一座世界艺术图书的博物馆

8年前，我有这样的一个构想：要做一个以书为纽带的艺术中心，用书造就一座丰碑式的建筑。雅昌可以通过整合艺术资源，用古老的图书馆概念，加上雅昌顶尖的VR/AR科技，从而形成一个不同于传统概念的复合型的美学综合体。

我当时就在思考：它应该是一个从未有过的、世界首创的构想。这个美学综合体，并不是购物中心，而是一个同时聚集着美术馆、艺术博物馆、艺术图书馆、艺术书店、大数据库、科技研发中心、印刷装订车间、办公室等各类空间的一个综合体验体。

有了构想，我尽力邀请到了台湾诚品书店的创始团队——台湾行人文化实验室来共同执行和实施这个创意。台湾诚品书店创始人之一、行人文化实验室执行长廖美立听说了这个大胆的创意之后，产生了浓厚的合作兴趣，她在给我的短信息中说道，“这对我们也是很大的挑战，我们都希望能做出一个创新的东西来。感觉做出这样的书店，才是中国人的精彩；大时代，大机会，这辈子能够做一个这样的项目，才有真正的成就感”。

文化产业的从业者要敢于做前人所未做之事，才能有前人未有之精彩。经过8年的打造，我们完成了“雅昌艺术中心”这样一个独特的以书为纽带的综合美学空间。

我们这个艺术中心一个最重要的构成就是“雅昌艺术书墙”，这个书墙斩获了2015年德国“红点”大奖中的“视觉传达设计”奖项，是中国非常稀少获得视觉传达设计类奖项的项目之一。

其实，雅昌艺术书墙只是12000平方米的博物馆式艺术书店的组成部分。深圳的书店不少，但用做博物馆的方式来做书店，更是一个闻所未闻的全新尝试。博物馆式艺术书店包括书墙、书店、美术馆、公共阅读空间、专业书房等几个部分，将书籍置身舞台式的氛围，从而表达出书籍的真正价值及含义，并且通过建筑向更多人传达这样的价值，满足真正喜欢艺术图书的人的需求。雅昌的好朋友，艺术家、雕塑家展望表示：“我从没见过这样一个巨大的综合体，一个印刷、展示、艺术、研究、图书、美术陈列等结合在一起的建筑。”

我们的顾问廖美立女士说得好，她说：“书墙是面向世界的，它不仅是窗口，更是里程碑，其藏书量之丰富，囊括了世界范围的艺术图书，是值得传承和延续的壮举，这更是一个壮阔事业的表达。”

除了深圳艺术中心外，我邀请了著名建筑设计大师——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建筑师崔恺先生担任北京雅昌艺术中心总设计师。整幢大厦的设计旨在给人一种步入大厦便如进入一个巨大而充满人文艺术气息的艺术空间的印象，这不仅符合雅昌企业本身具有的气质，更充分体现了设计者“雅极昌盛，人文殿堂”的整体建筑设计理念。

上海雅昌艺术中心原来是20世纪70年代上海毛巾十六厂的厂房，我们请来了著名的建筑设计师柳亦春老师及艺术家丁乙老师担纲艺术设计，其中D栋是上海艺术中心的核心建筑“丁乙楼”，丁乙先生专门为它设计了48款完全不同的“米”字形墙砖，构思布局精巧，以艺术的血液给老厂房带来了全新的生命力，它也成为上海嘉定区新的文化艺术地标。

“雅昌艺术中心”这一综合的艺术美学空间，首先在深圳落地，逐渐延伸至上海、北京。最终，我们希望通过三地的艺术美学复合体，将传统书店和现代IT技术结合，打造出让艺术界人士和艺术爱好者享受到全方位艺术服务的“博物馆式”艺术空间的全新模式。

怎么来形容雅昌艺术中心呢？简言之，它除了是综合的艺术美学空间，它更是集标准性、专业性、体验性、策划性于一身的“系统”与“平台”。

首先，它是海量艺术图书阅读购买系统。在这里，我们汇聚全球2000家出版机构、10个语种、几十万册艺术图书，其中还包括大量的签名限量版、古董书、艺术家手工书等市场上难以见到的顶级艺术图书。其次，它还是高品质的艺术服务体验系统。在这里，我们向会员提供“一站式”图书顾问服务以及个性化服务。再次，雅昌三地艺术中心同时也是高附加值的艺术教育系统。我们针对高净值人群及艺术爱好者等会员及其家庭，通过应用艺术教育标准，开设艺术基础/进阶等课程。雅昌艺术中心还是高效自主的艺术社交系统。在这里，我们定期组织各类展览活动，名师讲座和沙龙开放给艺术家、收藏家、摄影师、拍卖行、画廊等个人或机构会员客户。并以丰富的资源、海量的内容及专业回馈，为广大民众带来公益性艺术普及教育与欣赏，分享艺术知识，提升美学修养。

书籍是人类精神丰碑的物质载体，是实实在在的可看见、可传递的精神粮食，我们向书籍致敬，向艺术致敬，实际上是向人类文明致敬。

进化，永远在路上

希望的春天

这是一个与别的时代一样的时代。在狄更斯笔下，“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正在直登天堂，我们正在直落地狱”。我相信，对于失败者来说，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是“失望的冬天”，但对于勇于进化的企业来说，这个充满机会的时代，就是“希望的春天”。

我曾在亚布力企业家论坛闭幕式上呼吁振兴传统行业，继续发展实业。但是，放眼看去，当今的社会中做实业的企业越来越少。这不仅是受国家的各种政策、法律法规的影响，与新型产业模式的盈利额的大差距，也让实业的压力越来越大。

每一天，雅昌的印刷机上，生产着艺术画册；艺术网上，传播着艺术信息；艺术品数据库里，也在源源不断地采集着艺术精品资料。这一切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都是可以传承给后人的财富。

在中国，比雅昌大得多的企业有很多，相比之下，雅昌只是一家传统实业，它的每一次转型，每一步进化，都有着自己战略性的判断、深刻的思考，形成了一条清晰的轨迹。

传统实业的转型需要互联网思维

真正要转型，行动的第一步还是应该从客户需求、市场需求出发。一定要更专业，盘点手中的资源，思考什么样的对象是自己的客户，怎样满足客户需求，专于经营自己的客户与市场。

我曾经大力研究过日本的印刷行业，当时有一本叫作《出版大崩溃》的书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日本经济非常发达，出版业也非常成熟，可以说是当时世界出版业的一个高峰。然而当经济大萧条来临，首先崩溃的是以出版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

按说出版业崩溃了以后，印刷行业也会随之崩溃，但实际情况让我很吃惊也很震惊。因为有两家企业，他们是与出版相关的传统行业中的“另类”，不但没有崩溃，反而逆势而上。当年他们的营业额竟占到日本该行业的70%。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呢？因为互联网。在出版业崩溃之前，这两个企业就跟IT结合，把印刷技术与IT联姻，事实上，正是用这样的新思维方式把技术进行延伸，才实现了继续发展。从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企业要想有所发展、有所作为，就要进行颠覆性的改变，学会用互联网思维来经营，探索新的经营模式。

“互联网+”战略如今已经上升至国家层面，但我们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进行尝试。在“互联网+”行动中，数据库是非常大的支撑和载体。多年来，雅昌在书画、文物、拍卖、摄影等艺术类印刷业务中积累了大量艺术家、艺术作品及相关数据资源。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可以流传后世的中国艺术品数据库——全球最大、最全面的有关中国艺术家、艺术品内容的数据库，并不断刷新和增长，成为中国艺术的“四库全书”。我们通过将这些资源和数据整理归类，借助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建成了“中国艺术品数据中心”。“雅昌艺术网”也是在数据库的基础上，于2000年成立的。

2000年初，“雅昌艺术网”开始筹建。在一间二十来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放上两台电脑，一台服务器，摆出了一副厉兵秣马的架式。可当大家正式讨论网站的建设时，不由得面面相觑，筹备小组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页面？什么是后台？什么是动态数据库？对互联网，筹备小组似乎每个人都懂一点，但又没有一个人是专家，对于互联网建设的知识还有很多空白点。几个年轻人申报一万元的预算到书城去买书，我立马批准了，凡是和网络、技术、艺术推广相关的书，只要觉得有用就尽情去买。第二天，他们就狂扫深圳书城，一人推着一辆满载图书的手推车，成排走过，甚是壮观，引得路人啧啧称奇。

大家边学边干，网站架构终于有了眉目，可更烦琐的工作接踵而至，那一堆堆MO、CD里的数据，大都是按一本本画册的形式存储的，要把图片、文字剥离出来重新分类，再上传到网上，是一个极为消耗时间的事。

2000年秋天，经过10个月的筹备，“雅昌艺术网”终于上线了。没想到，“雅昌艺术网”正式上线后，刚一出世，就碰到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第一个寒冬。在那个寒冬，曾经风头强劲的网易，股价一度跌破发行价，便宜到只有几毛钱一股。腾讯，曾因为资金紧张，差点以200万元的价格卖掉。至于纷纷倒闭的小网站，更是在网上留下了无数个废弃的网页。

“雅昌艺术网”也是如此。相比起越来越多的印刷业务，网站天天花钱不说，关键是不知道希望在哪里。它还要不要存在？员工们都很困惑。我却很坚决，一定要做。

因为它有印刷业务在支撑着。这种支撑，一方面，是雅昌有财力往不赚钱的艺术网里投入；更重要的方面是印刷业务为艺术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内容，每一本书印完后，图片、资料，就可以直接被“雅昌艺术网”采用，可谓有源头的活水，让艺术网的功能不断升级，促进它形成造血功能。

经过多年发展，这种业务互动越来越强，在雅昌印拍卖图录，图片采集刚结束，可能还没有印刷呢，相关的信息、图片就上网了。传播效应得到了放大。从拍卖信息开始，“雅昌艺术网”的内容日益丰富，就像鸟儿的羽毛一样越来越丰满。最终成了艺术家展示的平台，艺术爱好者交流的平台。在数字时代，世界是平的，全球的买家藏家都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到拍卖信息。很多拍卖公司调研发现，拍卖会上的很多陌生客户，是因为“雅昌艺术网”的吸引来到现场的。

2004年，我们正式在艺术网上发布“雅昌指数”，就像股票指数一样清晰地反映每一位艺术家作品的价格变化，成为艺术投资市场的风向标。从2012年起，我们又对艺术网重新进行了定位：做艺术界的“彭博社”，成为艺术领域的资讯公司，用艺术数据服务来创造价值，这使雅昌成为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创意企业。

如今“雅昌艺术网”已经16岁了，它改变了雅昌的产业结构和形态，目前已经为全球近500家艺术品拍卖公司提供预展、广告、直播、数据管理等方面的服务，年赢利能力达到近亿元。可以说，建立“中国艺术品数据库”是雅昌发展很重要的节点，网络世界打开了雅昌从传统印刷走向数字出版公司的产业升级：以纸墨为桥梁，以科技为支撑，为数字时代下的文化艺术找到新的生存空间。

过去我是为了印刷而做互联网，只为了单独做一些增值服务，但现在不是了，现在是利用互联网，在全产业链内疏通整个产业链，进而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因此，互联网其实给我们传统行业提供了一个机会。而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最快的时间研究这个机会。

过去，我们强调互联网思维，但在当时泛滥的是伪互联网思维，我觉得应该建立更数字化、标准化，利用各种平台、媒体、渠道的综合互联网思维。我们曾与惠普开展战略合作，共同成立一个艺术行业的IT产品研究中心。这个中心实际上是通过IT技术，研究各种互联网应用产品，为艺术界服务。雅昌20多年的印刷业务，使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客户，我们发现其实他们需要提升IT能力，借助综合互联网思维实现更大的艺术价值，这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互联网+与大数据战略

从1993年公司成立到2002年，经过将近10年的积累，我们实现了快速腾飞。说起十几二十年前，那个印刷利润比较不错的年代，我还记得当其他同行业的人还在拼命抢订单的时候，我却已经开始砍订单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要开始集中精力将产品和服务定位在高端艺术印刷上，这是我在商业模式上第一个重要的突破。

根据我们多年在艺术品拍卖领域的合作经验，我很快意识到中国艺术品市场无比巨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艺术印刷仅仅是某种终端产品，而对于艺术品数字资产管理和艺术品交易产业链来讲，专业性的服务机构几乎是空白，这对于雅昌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而且雅昌已经具备一定的能力，唯独缺少一个展示的平台，因此“雅昌艺术网”顺势推出，依托数字技术的成熟和互联网络的普及，开辟了一片广阔的市场空间，也奠定了雅昌在艺术界的先驱地位，这可以说是我们在商业模式上的第二次重要突破。

与此同时，雅昌为中国的艺术家们建立了庞大的数字资产管理系统，号称“艺术界的大管家”，提供从信息采集、资产管理、拍卖服务等一系列的系统服务，并且衍生出鉴定、拍卖、画廊、展览、交易、教育、传媒等多个分支，百花齐放，异彩纷呈，不但促进了艺术品交易市场的活跃性，也为雅昌带来了巨大的市场价值。

大印刷与大出版的融合发展

雅昌有两种业务模式：B2B和B2C。B2B业务定位于艺术领域，以艺术为核心，传播艺术价值为主线，形成从艺术创作、传播、交流、展示、交易到艺术教育各个环节，其核心就是围绕“中国艺术品数据库”展开针对艺术全生态链的产品与服务。

我们过去总是被动地由客户向印刷企业提供资料进行印刷，现在我们已经转变为主动帮助客户进行数据采集，从限于平面的数据，变成由雅昌为客户提供音频、视频及三维的360°数据采集。比如10余万本全球艺术图书资料扫描，1200多万件拍卖和艺术展览数据，4000万件艺术品和700多家拍卖公司的数据资料以及10万多位艺术家的权威资料库建立。

再比如，雅昌与永乐宫合作，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把永乐宫壁画按照1∶1原大、500DPI精度做了数字采集。

山西永乐宫，建于元代，它的壁画工艺精湛，与敦煌壁画齐名，许多美术院校的学生都把临摹那儿的壁画当成一门必修课。但永乐宫位于芮城县城北3公里的龙泉村，地处偏远，并不是每一个喜欢艺术的人都有机会到那里细细体味。

这项工作是极度艰苦的。壁画的长度近100米，高度达5.2米，可用来扫描的数码设备，虽然有效像素高达5.3亿，但一次性扫的面积只有0.8×1.2平方米。为了上下移动设备，大家组装了一个升降工作架，装好扫描后备再在四个角装上灯，看上去活像个变形金刚。扫描时，因为画幅太过巨大，只好通过定位仪来做精确的画面分割。这项繁杂的工作动用了七八个人，耗时两个来月，可谓兴师动众。但大家认为这是值得的，因为采集来的数据，最终都会成为“中国艺术品数据库”中的重要素材。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永乐宫欣赏那儿的壁画，“雅昌艺术网”可以从“中国艺术品数据库”中调用网页级的图片，生成线上VR全景展示，想了解永乐宫壁画的朋友，可以上网看到每一幅画以及对作品翔实的介绍。

当然，对于要求更高的爱好者来说，将来可以通过iPad等数字终端，下载雅昌推出的永乐宫电子图书。这本电子书图文并茂，不仅配有音乐和解说，甚至还可以做出三维效果，让你看到许多在现场都看不到的细节。

对于美术学院的学生来说，他们不仅有欣赏的需求，还有研习的需求。除了高仿真复制画，现在，雅昌还推出了一种图书，打开画册，一面展示的是作品的全貌，旁边的一面是作品1∶1的局部，因为使用了复制级的图片，能真实还原原作的肌理效果。通过这个局部，可以看到艺术家细微的笔触中所包含的技法。这种书既是艺术欣赏品，也是一本可供研习的工具书。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数据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作用。毋庸置疑，永乐宫的壁画会受到岁月的侵蚀。多年以后，如果需要修复，这些数据就是最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到那时，它们能随时便捷地从雅昌的艺术品数据库中调用出来。

雅昌艺术品数据库里的资料太庞大了，永乐宫壁画的数据汇入其中，只是沧海一粟。

北京雅昌大厦的艺术品数据库机房里，安静而又充满了活力，隔着落地玻璃窗看进去，几排安放着服务器的柜子，信号指示灯频频闪动昭示着数据运算的繁忙。这里面储存着几千万张艺术家作品的电子图片和文字资料。

这些图片像素精度都高得惊人，每一张都达到印刷级，很大一部分达到了1∶1的复制级。这些图片都是在平时的印刷、互联网传播时积累下来的。它们都经过艺术家修正、校色的，随时可以拿出来印刷、复制。这些数据是雅昌多年来积累的资源。它的存在与雅昌印刷、艺术网、艺品生产、数字出版构成了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关联的业务结构。

雅昌在探索数字化道路上不断前行的过程中，“传统印刷+现代IT技术+文化艺术”的全新商业模式逐渐羽化成型，被业界津津乐道，甚至成为许多商学院的案例与教材。

2013年我将雅昌更名为“文化集团”后，对过去的商业模式进行了更大的探索与发展：在向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雅昌不再强调“传统印刷”，而是更加明晰以数据为核心，专注于为艺术行业提供全生态链高品质服务。

“印刷”是个大概念，包括数字加工、信息化、大数据、云计算等环节。传统意义上的印刷只是一个输出方式，而不是印刷的全部。我真的由衷感谢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因为是互联网给印刷业带来的巨大冲击反而使我们获得了创造新的商业模式的机遇。我与其他所有的印刷企业管理者一样，一直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在互联网的冲击下，一个印刷企业如何趋利避害、利用互联网去做彻底的改造呢？

我的理念是这样的：对于印刷企业来说，首先要构建自己的商业模式，互联网是实现商业模式的一种方法。印刷企业不一定要把自身变成互联网公司，但要理解什么是互联网思维。互联网环境下，一切变得更开放、透明、快速、便捷。互联网思维更考虑用户体验，印刷行业要通过了解市场、客户以及客户需求，思考如何创新产品、服务系统，来满足客户需求，进而创造和引导新的需求。

商业模式的构建需要企业有可持续的核心竞争力。传统印刷靠简单降低价格竞争，很难涨工价。我常对自己的员工说：一个只能通过降价实现竞争的行业，有什么出路？所以，我重点思考，我们如何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时代实现新的模式，这个模式是突出大数据与互联网时代的特征，是基于数据库和互联网技术打造一系列的产品与服务。

同时，我认为不管互联网未来如何发展，现实生活中还是要有实物交付，这与互联网+的思维并不冲突，深刻理解了这两者间的关系，才让我更充分地利用互联网技术，促进我们的印刷企业信息流更顺畅，数据传输交流更加方便，形势分析更加准确，最终提升我们的产品与服务品质，提升了雅昌的行业品牌地位。

我相信“按需印刷”“按需出版”能够带来出版业和互联网新的整合，也是新的突破的机遇，这将全面地改变未来图书的生态。目前我们已经在POD按需出版、按需印刷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尝试，初步形成了产品化，所推出的产品与服务，越来越为艺术家朋友所关注和接受。

科技的飞速发展改变着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20年前照相机被人们拿来记录特殊的时刻，今天我们随时随地就可以掏出手机用高像质的影像记录生活点滴、探索图像的奥妙，那么，这些照片要终归何处？雅昌有这么先进的设备，这么精进的工艺技术，又有这么好的服务精神，为什么不帮助大家把电脑、手机里的照片解放出来？于是，就有了“传给雅昌”的服务。客人只要提供照片，设计、调图、输出等都交给雅昌。你传给雅昌一张照片，雅昌打磨出一件艺术品；你传给雅昌一组家庭影像，雅昌构筑出一段温暖的家庭故事；你传给雅昌一组摄影作品，雅昌策划出一个精彩的摄影展览……“传给雅昌”激活的不仅仅是手机、硬盘里的数据，是每一个人的珍贵回忆和精彩生活。我想，这就实现了“让艺术为人民服务”。

正是由于我们敏锐地发现了印刷的趋势和网络的高度发达，并且将自己的企业与IT技术和文化艺术相结合，依托自身优势进行技术升级和跨界资源整合，将三者创新性地实现了融合，才实现了数字化的管理和服务，大大改善了客户体验和提升了文化传播的品质。虽然对于一个印刷企业来说，我提出的很多工作要求是超出我们企业自身能力范畴的，但正是这种改变，才让雅昌避开了行业的恶性竞争，并且获得客户的尊重和市场的份额。

未来，艺术欣赏、艺术教育、艺术传播产品都将在雅昌这一平台上有更进一步的展现，通过实现“大印刷”“大出版”的融合战略，最终实现覆盖艺术全产业链的创新商业模式。

时代需要“企业家精神”

我还想再说说我所理解的“企业家精神”。

早在20多年前我就一直这么理解一个优秀的企业，它应当包含了这些特性：技术领先、管理精细、品质第一、服务至上、“以人为本”的理念。

前面已经提到，我从23岁来深圳，今年54岁，实际上经历了深圳一系列改革开放的历程，可算是深圳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同时在23年前，我又开始创业，深圳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土壤，在各行各业，深圳都有最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深圳保持着一个优秀的“企业家精神”。

所以作为深圳的企业家，深圳培养的企业家，我是比较荣幸的，也算比较年轻的。深圳的企业家，到今天有像王石这样比我大一轮的，也有90后，甚至00后的，年轻的企业家，不断地参与到创业中来。深圳创造了企业家的文化、企业家的精神，就是这种精神和文化支撑着我们深圳的企业，不断创造新的奇迹，在各个行业里面，都有深圳乃至全国的优秀企业。

我从事的行业，可以说是最古老的行业，有一千年的历史，上个月我去领了一个奖，我国元代木活字印刷术的推动者王祯成功入选2015年造纸工业世界名人堂名单，我去代领这个奖。所有领奖的六个人只有我一个人是华人，而且只有我一个人是代表我的国家给我们的祖先领这个奖。我们的祖先在几百年前，发明了造纸术、印刷术，给世界文化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几百年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这30多年，中国的企业家不断努力，为世界文化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曾有人提出要弘扬“企业家精神”，比如美国就是靠企业家精神才有了今天的美国，他们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使社会进步。而一个企业主为什么会被称为“企业家”，第一是他为社会创造财富，第二是他承担社会责任。他们有能力去创造财富，同时也有觉悟承担社会责任。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也要弘扬这种精神。

100年后再来看这个数据库会怎么样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建立一个可以流传后世的艺术品数据库。当艺术家有作品需要到雅昌印刷时，雅昌会和艺术家们交流，是否需要将自己的主要作品数字化留存。这项服务很受艺术家欢迎。这项工作能够给社会留下东西，是我们“最大的公益”。将采集到的艺术品数据汇集起来，分类存放，待数据足够丰富时，即形成一个艺术品数据库。

我们开展了“中国艺术品鉴证备案服务”，从艺术品源头出发，由艺术家本人对书画进行鉴定。高清图像采集、作品DNA数据提取、数据存储备案、艺术家作品的版权登记等措施，为每一件艺术品建立唯一、权威、可追溯、可查询的“身份证”信息。鉴证

备案服务功在当下，利在千秋。鉴证备案服务为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通过鉴证备案服务而建成的数据库，在100年以后，其价值将不可估量。

在建立数据库及为艺术家作品建立DNA档案这些工作的时候，我是可以不计成本的。雅昌的艺术品数据库要全面，少不了古代艺术家的资料，但雅昌无法向古人收费，而且古代艺术家作品的收集工作难度更大，成本也更高。有的古代艺术家作品被私人收藏家或公共博物馆收藏，雅昌觉得有价值，也会派人天南海北一张张去搜罗采集数据。

我认为不能什么有钱赚就去做什么，要有所追求和对社会价值的考量，这是一个企业家精神的基本。2008年，在雅昌文化集团成立15周年纪念大会上，我做了一份雅昌企业的“遗书”，内容是这样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企业的生命也是有限的，如果有一天雅昌不在了，这座世界级艺术数据库，是属于人类、属于社会、属于国家。”

AAC艺术中国是回馈社会的一个平台

“AAC艺术中国”是雅昌回馈艺术界的公益活动。起源于十年前我的一次冲动，在798长征画廊举办了第一届“艺术中国”颁奖活动。

2016年5月16日，“第十届AAC艺术中国”颁奖典礼在故宫的建福宫花园如期举行。“AAC艺术中国”已经迈入第十年，同时进入到奖项改革的第二年。本届AAC艺术中国年度影响力依然颁出三项大奖，其中，黄专主编的《世界3：作为观念的艺术史》获得“年度出版物”大奖、胡向前获得“年度青年艺术家”奖项、刘韡获得“年度艺术家”奖项。这个活动旨在通过对一年来艺术界的盘点，展示艺术家的创作成果，让公众了解艺术界的年度大事件及重点人物，推动艺术的普及和发展，业已成为中国艺术界每年一度的大事件。

“ACC艺术中国”诞生之初，大家都以为是企业赞助玩票的活动，评委们并不那么较真。可到第五届时，评委们的争论越来越多，有时为了从一个并列提名选出一个获奖者，能吵上一上午。值得一提的是，雅昌只是这个活动的承办者，评选的过程雅昌却从不参与。这是因为作为主办方，雅昌尊重评审委员会的一切意见，评委们需要对自己的眼光、高度、境界负责。

在ACC的活动上，除了各项大奖，还有一个环节备受各界关注，那就是由雅昌发起，与福布斯联合发布“艺术家公益榜”。

艺术家、收藏家才是最大的慈善家

从2009年起，“雅昌艺术网”着手对艺术家的捐赠作品与行为进行征集，并与《福布斯》中文版联合调研整理，形成艺术家公益榜单。

这个捐赠确认的过程是烦琐的，为保证统计的严谨性，均以获捐机构所提供的获捐艺术品清单为主要根据，并以艺术家提供的个人捐赠作品清单为参考依据。本着审慎的原则，无法得到确认的捐赠作品与行为，都没有进入最终的统计结果，即使这样，估值的结果，还是令人深感震撼。

数据显示，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艺术家群体及其家属们的捐赠的力度、估值，完全可以与中国企业家群体相比肩。但现实生活中，如艺术品拍卖场合，人们往往只看到企业家的慷慨，却很少注意到艺术家在背后的付出。最大的慈善家不是企业家，而是艺术家、收藏家，只是他们的贡献在很多时候被忽略了。

举个例子，由徐悲鸿妻子廖静文女士所捐赠的徐悲鸿作品，以所能确认的1353件作品计，估计市值已经达到21.59亿元人民币。而徐悲鸿、关山月、傅抱石、潘天寿、吴冠中五位艺术家所捐赠的作品，其估值总额达到45亿元人民币。

众所周知，世界上所有顶级的博物馆，如果单靠政府的纳税人的钱去资助这样的博物馆的时候，实际上博物馆很难长期地、健康地、持续地、大量地收藏艺术品，都是靠艺术家、靠收藏家他们的财富、他们的社会责任，世界上顶级的艺术馆、博物馆才能够不断地发展、不断地进步。

现在回想起来，有几件事对我的触动非常大：一是2010年的世博会上，德国馆有一句话叫“艺术抵抗遗忘”。谁创造了艺术呢？是艺术家。谁使艺术得以传承呢？那就是收藏家！所以，艺术家和收藏家在历史上的作用其实都是非常大的：艺术家用他们的艺术修养和艺术的技能把当时的社会、他们的思想状况通过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收藏家用他们的财富把艺术品收藏起来、保护下来，最后得以传承。

现在雅昌艺术基金会每年都会发布一个“艺术家/收藏家公益榜”，梳理自1949年以来全球华人艺术家、收藏家或其家属向中国公共艺术机构捐赠作品的信息。正是艺术家、收藏家的共同努力，人类文明的智慧之光才永远闪耀在历史的时光隧道之中，人类才没有被历史遗忘。

让更多的文化资源为更多人服务

文化是大众的需求，国家也制定了文化强国战略和提出了提高全民艺术文化素质的号召。所以不管是文博会，还是我们文化创意产业，最终都要回到艺术怎么样为人民服务，艺术怎么样提高人民的艺术修养、艺术素质、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准和生活的质量这一根本问题上来。雅昌的企业愿景就是通过为人民艺术服务，形成了大数据库，再通过这些艺术数据库的授权，设计形成新的产品，回馈社会，实现艺术传播与提升价值的理想。

但是，中国历史悠久，留下了这么多文化资源，有的资源，并不是依靠雅昌一家企业的能力就可以获得的，如何来为更多人服务呢？

2010年全国政协会议上，我见到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他向我讲述了自己的心愿：故宫有近600年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作为国家事业单位，故宫的每一笔支出都要事先列入年度预算，经逐级批复才能使用。这对故宫的发展是有一定的限制。故宫需要做的事很多，能不能成立一个基金会，借助社会力量参与到故宫文化的传播中来？这一想法和我的兴趣、理念不谋而合，我们的企业正好可以在这件事情上发挥专业优势，并且可以利用我在企业家中的资源，发动更多的企业家一起参与到这个极具地位和象征意义的国家级博物馆的保护中来。

2010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85周年纪念日当天，“故宫基金会”成立。我和王石、刘长乐、宁高宁、马化腾、陈启宗、陈东升、冯仑8位企业家捐助了1600万元资金，这是大陆国家级博物馆引入基金会模式募集社会资金的首次尝试。

“故宫基金会”成立之初即拟定一些运作项目。也是在那年秋天，“紫禁卢浮文化行走”，故宫的一批展品飞抵巴黎，在“故宫基金会”的企业家会员的促进下，故宫的文物瑰宝在卢浮宫大放异彩。“故宫基金会”设立支持学术研究的“故宫学基金”，每年都会资助学者从事故宫学研究，受资助的学者有的来自海外，我们希望海外研究者能够带来更多的有益的经验。2011年夏天，“孩子，圆你故宫梦”活动在故宫博物院拉开序幕，100余名贫困地区的学生走进了故宫。

我也有一个愿望：让各地的青少年没离开家乡就知道故宫，尤其是让偏远地区的孩子真实感受到故宫。“故宫基金会”和雅昌合作成立一个数字化的艺术图书馆，把故宫的资源拍成图片或视频加载到图书馆中，用IT的方式加以传播。艺术图书馆可通过iPad储存起来，成为流动图书馆，直接捐给贫困山区的学校。将来人们有需要时，还可随时调用艺术图书馆的数字资源。2016年10月，故宫学院深圳分院落户在雅昌艺术中心，可以预见，通过雅昌艺术中心这一平台，我们一定能够为深圳甚至是整个珠三角地区的民众，带来更多故宫优质的艺术资源。

流动美术馆助力艺术普及教育

乘坐深圳地铁蛇口线（2号线）的乘客，会惊奇地发现，在多个站台处，设置了众多不同风格的艺术墙，在候车的时间里，大家可以欣赏风格多样的绘画作品了。就拿位于后海站的艺术墙作品《姑苏繁华图》来说，它高近3米，长近20米，气势宏大，信息丰富。

这幅作品，是清代画家徐扬用了24年时间创作而成，描绘的是乾隆时期，苏州古城内外的繁华景象。绵延数十里内的湖光山色、水乡田园、村镇城池、社会风情跃然纸上，为苏州这座江南名城繁华的市民生活作了生动写照。

雅昌利用自己高超的复制技术，纤毫毕现地表现了原作中古城苏州市井风貌，把这幅风俗画中的高峰佳作，带到了深圳人的身边。在地铁沿线，雅昌和深圳地铁公司合作，策划了多个主题艺术墙的制作。乘客们在不经意间，享受到一道艺术大餐，这种润物无声的熏染，正是艺术教育的一种方式。

“服务专业、公益大众”，雅昌将自身的艺术资源、财富与数据倾斜于大众，使大众能够得到更多公益性的艺术教育与服务。我们的公益行动包括了公益图书馆、流动美术馆等，使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青少年都能够感受到艺术熏陶、享受到艺术教育。

“流动美术馆”利用20多年来积累的大数据和雅昌复制技术，将各种不同时期、流派、类型的复制艺术品按主题展览形式的呈现，比如西方的印象派、古典画派，中国近现代大师的名作，也有可能是我们故宫的藏品，比如家具、青铜器、瓷器，等等，让中小学生和大学生、社区的老百姓能近距离地欣赏到高水准的艺术作品，同时还是由专家来讲解每一幅作品，比如说由北京画院齐白石纪念馆的馆长来讲齐白石的作品，让孩子们通过专家的讲解了解到每幅作品的真谛以及艺术家的成就与造诣。就是这样，美术馆“流动”了起来，“流”到四面八方艺术爱好者的眼前。

2012年我们发起成立了“深圳市雅昌艺术基金会”，开展“点亮孩子艺术梦想”等公益项目，至2014年，我们已联合各大基金会、艺术机构、艺术家与知名企业，先后帮助众多乡村学校组建艺术图书馆、捐赠录入艺术教育内容的电子图书阅读器、设立艺术教育梦想课堂，让偏远山区的孩子也能享受艺术教育。

参政议政的经历和感想

我始终坚守“活着就为世界做点有意义的事情”的人生信条，在追寻梦想、成就梦想的路上，带着责任感生活，肩负起社会责任和使命，尝试为这个世界带来点有意义的事情。

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民营企业家首次作为代表参政议政。在国家、省市的两会上，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代表、委员们加入到了参政、议政的行列中。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对企业家本人来说，是荣誉和自豪；对企业来说，体现的是该企业在经济发展和行业发展中的地位和综合实力。民营企业家立足于社会实际、身体力行并亲身实践，在对国家、地区社会、经济政策的建言献策中，往往更加准确和深入实际。

作为印刷术的故乡，就印刷整体水平而言，中国曾一度落后于国际水平。作为一个学印刷、从事印刷行业的企业家，我要尽我所能“为中国印刷赢回尊重”。一旦确定这个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又深具英雄主义色彩的目标，我和我的雅昌就要百折不挠地走下去。

1993年起，雅昌立足于传统印刷业，将印刷做到了极致，使雅昌的艺术印刷具备了世界顶级水准，将全球印刷界重量级大奖尽收囊中，从而将这个从宋代毕昇开始的中国印刷技术重新冲顶世界印刷业的巅峰。

我是一个艺术爱好者，始终有着难以割舍的艺术情怀，这也促使我带领雅昌圆满地实现了从传统印刷到艺术印刷的进化，为雅昌从印刷业到文化行业的跨界提供了契机和平台。2000年，出于我要“替艺术家管理资产”的初衷，雅昌在第一时间拥抱了数字时代。2006年，在艺术传承、提升、传播艺术价值的过程中，明确了“为人民艺术服务”到“艺术为人民服务”的企业宗旨。2009年，在为艺术行业全产业链提供服务中，雅昌完成了商业模式的转变，成为综合性文化产业集团。现今，不忘初心、坚持艺术梦想的我带领雅昌继续在成为全球卓越的综合性艺术服务的道路上奋进前行。

情怀的力量助推我成就梦想，梦想的实现带给我的不仅仅是荣誉，还有社会责任和使命。雅昌的成长和壮大是始终伴随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我们是为了完成使命而成长，更是为了履行责任而不断壮大。然而，随着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加强，我越来越感觉到个人的力量和企业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我们需要平台，需要能够为经济发展、为行业发展带来推动力量的平台。允许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正是国家为我们提供话语权，为企业家助推经济发展和行业发展建言献策的平台。企业家立足于企业实际、立足于行业实际、立足于社会实际，通过不同视角和维度，提出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议案、提案，在为国家或地方相关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贡献力量的同时，也实现了民营企业家代表的社会责任、使命和社会抱负。

自然环境决定生存条件，经济活动影响生活水平，文化活动则促进精神成长。作为拥有参政、议政话语权的企业家，改善自然环境是最应有的社会责任；身为艺术行业的企业家，以实际行动做好文化艺术传承、保护和弘扬人类文化，以促进文化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更是我们企业家的文化使命。

总不能在外部搞环保，在内部搞污染

改善自然环境，就要从我做起，从我的企业做起。印刷行业是传播人类文明的行业，印刷书没有纸不行，用纸就得砍树，在人类文明传承离不开印刷这个行业的同时，如何促进环保的发展，这是我经常思考的一个命题。2005年，王石推荐我加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加入这个组织，和那么多优秀企业家一起做环保，对我经营企业也就有了更多的自觉约束，我总不能在外部搞环保在内部搞污染吧。

在与文化、艺术打交道的同时，我们在企业内部也十分重视环保，并积极主动地践行环保的各项要求。多年来雅昌在企业内执行了一系列环保方面的改造，比如增加的废水回收系统，在我看来，“节约的不是成本，而是珍贵的水”。这个废水回收系统，就是我们引进的日本最新研发的显影废液减少装置，这款装置不仅能把印刷流程中排出的水洗干净，成为再生水重复利用，还能减少刷版工序中产生的废弃物和二氧化碳排放。但这款产品的价格比一般产品高出一大截，使用它节约下来的成本远远抵不上购买设备的成本，但这不是我在乎的，我在乎的是环保。

2011年6月2日，我在生日当天的微博上，发了一组没有太多美感的图片，画面的主角是垃圾。我在微博里写道：“今天是我五十岁生日（虚岁）。跟随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的毛主任、杨主任、袁主任等多位委员一起对社区垃圾分类的管理进行调研。”

我们曾去很多地方考察垃圾分类，有的垃圾在处理时需要集中把水榨干，水榨干就减少了垃圾数量，烧垃圾用油，水分少，用油也少。现在的雅昌，每一个办公室都没有垃圾桶，而是将分类垃圾桶放置在每一层的走廊上，所有垃圾被分为“废纸”、“塑料制品”和“其他”三类。

做企业不仅要约束自己，还要约束企业的每一个人。如果SEE的所有企业家，每人管着几百上万人，这些人又都有家庭、朋友、亲戚，大家一起来传播环保，那力量就非常大了。我联合发起了“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参与保护海岸线和滨海湿地环境的工作；我们参加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缔结“中国企业绿色契约”，投身于改善和恢复内蒙古阿拉善地区的生态环境。在雅昌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对“绿色节能、低碳环保”的坚持矢志不渝：雅昌率先通过了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FSC森林产销链管理体系认证，并获得“低碳榜样企业”称号，而全国政协会议，更是为我们提供了推出相关环保提案的平台。

2011年，我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率先提出《呼吁制定禁止鱼翅贸易法规》的提案，坚信“拒绝鱼翅，广泛动员，持之以恒，终将迎来彻底的改变”，广受社会各界支持。2012年，我联合全国人大代表丁立国等企业家，在全国政协会上同时提出《关于“制定禁止公务和官方宴请消费鱼翅规定”的提案》。2010年，我代表SEE会员在全国政协会上提案《在全国推广垃圾分类》，倡导“推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步步深入，保持前瞻，定将改善环境状况”。2011年3月，我在全国政协会上提交《关于切实推动城市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减量的提案》，被全国政协列为重点提案并立项调研；2011年6月，我和童书盟、SEE合作伙伴参与政协调研，协助政协提交《关于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管理现状与建议》专项调研报告；2011年7月，我和SEE合作伙伴参加全国政协召集的八部委（发改委、住建部等）“加强垃圾处理工作”协商会议。2012年，我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联合提交《关于切实推动资源回收及再生产业（静脉产业）发展的提案》。2013年，我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联合提交《关于加强限制过度包装立法立规和监管力度的提案》。

2013年，我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关于尽快实施重点污染源信息全面公开的提案》，倡议“污水、雾霾，把信息置于阳光下才有希望解决”。2014年，我代表SEE、IPE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关于尽快落实重点污染源信息实时公开的提案》。2014年，我代表SEE基金会、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等民间环保组织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关于全面公开地表水环境质量信息的提案》。2015年，我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关于优化重点污染源信息实时公开的提案》《关于尽快推进环境容量测算工作的提案》和《关于加强西部地区工业污染防治工作的提案》。2016年，我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关于全面公开饮用水源地水质信息的提案》和《关于推动重点污染源信息公开的提案》。

环境保护应该有法可依。2014年，我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关于〈环境保护法修正案〉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提案》。2016年，我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关于尽快推进国家环境教育立法的提案》。

雅昌作为绿色环保企业，社会责任感也内化于每一个员工的心中，这使得雅昌成为了“低碳生产、绿色生活”的倡导者和引领者，取得了斐然业绩。而我作为社会群体的重要一分子，作为政协委员更是有责任将自己为保护环境、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建言献策。

倡议文化保护和艺术诚信

作为文化企业的领航人，我的文化主张引领着雅昌的发展进程。对于一个卓越的企业来说，杰出的标志不仅仅是商业运作上的成功，更有对社会与公众的价值体现。雅昌承载着“传承、提升、传播艺术价值”的企业使命，努力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助力艺术家实现艺术梦想，助力艺术教育的推行和推广。在全国政协会议中，我结合行业实际和企业实践，提出系列的文化保护、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提案。

我立足于文化产业，推行“将文化产业发展与经济、技术有机结合，打造符合中国文化社会化发展的产业模型”。2009年，我在全国政协会上提议《鼓励现代IT与中国传统文化产业相结合，形成新型文化产业》，结合实践，为中国传统的文化产业如何与现代IT结合，寻求新的发展出路这个重要课题提出实质性建议。

我立足于艺术行业，结合实践为国家加大文化产业的投入和扶持力度的举措提出建议。2010年，我和杨澜在全国政协会上联合提议《加强对民营文化企业的扶持力度，使民营企业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生力军》，并提交《关于完善文化产业政策体系促进非公文化企业健康发展的提案》。2012年，我与杨澜联合提案《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化事业》。

在中国拍卖协会艺术委员会里的一个会议上，我曾发言：艺术行业是最不起眼的一个行业，因为它跟老百姓的民生——不像跟毒牛奶、毒食品——关系更为密切，所以即使有问题，艺术对老百姓的危害也是最小的。但是我们要自觉地去规范行业、提出行业要求，提出诚信，包括行业自律、行业标准、行业准入、行业认证、审核和制定标准，我一直在这样要求雅昌并向艺术行业提出这样的呼吁，这实际上是我们已经在为我们的后代做很多事了。所以，我立足于艺术产业链，为促进艺术市场大繁荣提出建议。2010年，我在全国政协会上提议《规范文物与艺术品交易市场组建全国性鉴定机构的提案》。20 1 1年，我在全国政协会上提议《建议全面系统修订著作权法的提案》。20 1 2年，我在全国政协会上提议《关于希望政府支持画廊行业体系建设的提案》和《关于引导拍卖行业健康发展的提案》。2013年，我在全国政协会上提议《关于设立版权保护月的提案》《关于调整进境税率敞开文物回流渠道促进文物艺术品市场繁荣发展的提案》。2014年，我在全国政协会上提交《关于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规范网络拍卖发展的提案》《关于加强书画艺术品版权保护的提案》。2015年，我在全国政协会上提出尽快修订《拍卖法》建设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建议，并联合提议《构建艺术品鉴证体系，规范艺术品鉴定市场》。20 1 6年，我在全国政协会上提出《关于调整文物艺术品进境税率促进文物回流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建议》《关于降低艺术品市场税负促进艺术品行业健康繁荣发展的建议》。

作为企业家，我会继续以饱满的热情，亲身实践，用敏锐的视角洞察问题；作为政协委员，我会坚持以强烈的责任感，自觉践行，用务实的作风建言献策。